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，谈及一段往事——“60年前，戴高乐将军从时代的战略眼光出发，决定同新中国建交。在冷战正酣的背景下，作出这一独立自主决定是极为不易的，事实证明也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。”

抚今追昔，宣示着中方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诚意，也为各国在时代剧变中把握大势、穿云破雾提供了启示。

“外交核爆炸”，这是当年国际舆论对中法建交的评价。之所以如此石破天惊，与彼时的国际形势息息相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从北京撤出大使馆，与退守台湾的蒋当局维持外交关系。特别是在美西方孤立中国的外交基调下，不少国家选择亦步亦趋。

如此氛围中，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戴高乐将军直言“法国理应直接倾听中国，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”。就这样，戴高乐将军顶住西方阵营的重重压力，主动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。

戴高乐将军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。后续的事实也确如其预言的，“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，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”。此后不久，新中国迎来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高潮，冷战中东西方的彼此隔绝被彻底打破。美国前国务卿腊斯克感慨，中法建交“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一道裂缝”。

特殊的历史造就特殊友谊。60年来，中法你来我往、密切互动。如今，法国已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，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第一大、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。以含金量十足的合作为地基，中法架起了沟通东西方的桥梁，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对话合作的方向前进。

中法两国同属亚欧大陆，一个在东端，一个在西端；一个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，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。以宏观视野来看，中法建交足以作为一个国家交往的样本来解析。尤其是“独立自主、相互理解、高瞻远瞩、互利共赢”的相处之道中蕴藏的战略智慧，对世界各国有着普遍的启示意义。

于治国理政而言，战略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。战略上判断准确，战略上谋划科学，战略上赢得主动，国家发展就大有希望。一些国家之所以屡屡陷入这样那样的麻烦，往往都存在一个原因，即被个别“导演”牵着鼻子走，将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的决定权拱手让人。统观人类历史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草附木实现强大和振兴。有雄心壮志的国家，必须有摆脱外力束缚的能力，独立自主地谋定自身发展之路。

强化战略自主是国家发展的客观所需，在当下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。乌克兰危机战火不休，巴以冲突硝烟弥漫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，地缘对抗愈演愈烈，世界似乎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。

这里头的历史经纬纵然是复杂的，但有两点不容忽视：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个别大国以“世界警察”自居，干涉别国内政成了家常便饭，甚至在国际社会大搞胁迫外交，逼人选边站队；二是一些国家主动放弃了独立自主，最终沦为棋子乃至弃子。

事实证明，在霸权国家的算盘中，“盟友”“伙伴”不过是“耗材”的遮羞布罢了。不论大国小国，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，最好的办法不是甘当谁的附庸，而是保持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战略清醒和定力。

当然，这样的硬气不会凭空产生，首先依赖于对大局大势实事求是的判断。具体到今日之世界，尽管风云变幻，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，世界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、社会信息化、文化多样化的潮流，依然是发展的大势。

也正是着眼于此，中国一次次重申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性，坚定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体系，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；只有一个秩序，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；只有一套规则，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

“履不必同，期于适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”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，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减少合作，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。各国都独立自主地做出战略选择，才能凝聚更多发展共识，分享更多发展机遇，创造更多“中法式”共赢故事。

“两个具有独立性的国家走到了一起。”1964年中法建交时，法国《世界报》发表社论如是说。历史的进程有多么波澜壮阔，所产生的影响就有多么广泛深远。置身百年风云，期待更多国家能够以史为鉴，将命运的决定权、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。